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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心武:冰心母亲红豆

时间:2016-04-01来源: /baifayulecheng/25.html 作者:虎博通
[摘要]现在时过境迁,冰心已经进入上世纪的历史。虽然如今的80后90后也还知道她,她的若干篇什还保留在中小学教材里嘛,但她已经绝非大旗更非虎皮。 冰心资料图(来源于网络)
刘心武:冰心母亲红豆

  [摘要]现在时过境迁,冰心已经进入上世纪的历史。虽然如今的“80后”“90后”也还知道她,她的若干篇什还保留在中小学教材里嘛,但她已经绝非“大旗”更非“虎皮”。

  冰心资料图(来源于网络)

  前些日住在远郊的朋友R君来电话,笑言他“发了笔财”,我以为他是买彩票中了,只听他笑嘻嘻地卖关子:“我找到一大箱东西,要拿到潘家园去换现!”潘家园是东南一处著名的旧货市场,那么想必他是找到了家传的一箱古玩。但他又怪腔怪调地跟我说:“跟你有关系呢!咱们三一三十一,如何?”这真让我丈二摸不着头脑。

  说笑完了,R君又叠声向我道歉,越发地扑朔迷离了!

  R君终于抖出了“包袱”,原来,是这么回事:五年前,我安定门寓所二次装修,为腾挪开屋子,把藏书杂物等装了几十个纸箱,运到R君的农家小院暂存,装修完工后,又雇车去把暂存的纸箱运回来,重新开箱放置。因是老友,绝对可靠,运去时也没有清点数量,运回来取物重置也没觉得有什么短少,双方都很坦然。没曾想,前些时R君也重新装修他那农家小院,意外地在他平时并不使用的一间客房床下,发现了我寄存在他那里的一个纸箱。当时那间小屋堆满了我运去的东西,往回搬时以为全拿出来了,谁都没有跪到地上朝床下深处探望,就一直遗留在那里。R君发现那个纸箱时,箱体已被老鼠啃过,所以他赶忙找了个新纸箱来腾挪里面的东西,结果就发现,纸箱里有我二三十年前的一些日记本,还有一些别人寄给我的,其中有若干封信皮上注明“西郊谢缄”的,起初他没有在意,因为他懂得别人的日记和私信不能翻阅,他的任务只是把本册等物品垛齐装妥,但装箱过程中有张纸片落在了地上,捡起来一看,一面是个古瓶图画,另一面写的是:

  心武:

  好久不见了,只看见你的小说。得自制贺卡十分高兴。

  我只能给你一只古瓶。祝你新年平安如意。

  冰心 十二,廿二,一九九一

  他才恍悟,信皮上有“西郊谢缄”字样的都是冰心历年寄给我的。

  R君绝非财迷,但他知道现在名人墨迹全都商品化了,就连我的,他也在一家网站上,发现有封我二十六年前从南京写给成都兄嫂的信在拍卖。我照他去点击过,那封一页纸的信起拍价一千零八十元,附信封(剪去了邮票)。信纸用的是南京双门楼宾馆的,我放大,确是我写的信,虽说信的内容是些太平话语,毕竟也有隐私成分,令我很不愉快。估计是二哥二嫂再次装修住房时,处理旧物卖废品,把我写给他们的信都弃置在内了。人生到了老年,就该不断地做减法,兄嫂本无错,奇怪的是到处有“潘家园”,有“淘宝控”,善于化废为宝,变弃物为。R君打趣我说:“还写什么新文章?每天写一页纸就净挣千元!”我听了哭笑不得。但就有真正的“淘宝控”我:这种东西的价值,一看品相,二看时间久远,离现在越远价越高,三看存世量,就是你搞得太多了,价就跌下来了,最好其人作古,那么,收藏者手中的“货”就自动升值……听得我。

  R君“完璧归赵”。我腾出工夫把那箱物品加以清理。不仅有往昔的日记,还有往昔的照片,也很丰富,不仅有冰心写来的,还有另外的文艺大家写来的,也有无社会名声但于我更需珍惜的至爱亲朋的若干来信。我面对的是我三十多岁至五十多岁的那段人生。日记牵动出我丝丝缕缕五味杂陈的心绪。

  这个纸箱里保存的冰心来信,有十二封,其中一封是明信片,三封信写在贺卡上,其余的都是写在信纸上的。最早的一封,是1978年,写在那时候于我而言非常眼生的圣诞卡上那样的以蜡烛、玫瑰、文竹叶为图案的圣诞卡,那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印制,估计要么是从国外得到的,要么是从友谊商店那种一般人进不去的地方买到的“心武同志:感谢你的贺年片。你为什么还不来?什么时候搬家?冰心拜年十二、廿六、一九七八。”我寄给她的贺年片上什么图案呢?已无法想像。我自绘贺卡寄给她,是上世纪90年代后的事了。

  这些几乎被老鼠啃掉的信件,我确信,冰心是喜欢我,看重我的。她几乎把我那时候发表的作品全读了。“感谢您送我的《大眼猫》,我一天就把它看完了。有几篇很不错,如《大眼猫》和《月亮对着月亮》等。我觉得您现在写作的题材更宽了,是个很好的尝试。”(1981年11月12日信)“《如意》收到,感谢之至!那三篇小说我都在刊物上看过,最好的是《立体交叉桥》,既深刻又细腻。”(1983年1月4日信)“看见报上有介绍你的新作《钟鼓楼》的文章,正想向你要书,你的短篇小说集就来了,我用一天工夫把它从头又看了一遍,不错!”(1984年11月18日信)1982年我把一摞拟编散文集的剪报拿给她,求她写序,她读完果然为我的第一本散文集《垂柳集》写了序,提出散文应该“天然去雕饰”,切忌弄成“镀了金的”,是其自身的经验之谈,也是对我那以后写作的谆谆。上世纪90年代后我继续送书、寄书给她,她都看,都有回应。

  大概是1984年左右,有天我去看望她,之前刚好有位外国记者采访了她,她告诉我,那位外国记者问她,中国年轻作家里,谁最有发展前途?她的回答是,刘心武吧。我当时听了,心内感激,口中无语,且跟老人家聊些别的。此事我多年来除了跟家人没跟道出过,写文章现在才是第一次提及。当年为什么不提?因为这种事有一定的性。那时候尽管“50后”作家已开始露出锋芒,毕竟还气势有限,但“30后”、“40后”的作家(那时社会上认为还属“青年作家”)势头正猛,影响大者为数不少,我虽忝列其中,哪里能说是“最有发展前途”呢?我心想,也许是因为,上世纪初的冰心,是以写“问题小说”文坛的,因此她对我这样的也是以“问题小说”文坛的晚辈,有一种特殊的关照吧。其实,那时候的冰心已经过八望九,人们对她,就人而言是尊敬有余,就言而论是未必看重。采访她的那位外国记者,好像事后也没有公布她对我的厚爱。那时候国外的汉学家、记者,已经对“伤痕文学”及其他现实主义的作品失却热情,多半看重能跟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接轨的新锐作家和作品。而在引导文坛创作方向方面,冰心的话语权极其有限,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层的几位著名评论家那时具有一言九鼎的。比如冯牧,他在我发表《班主任》、《我爱每一片绿叶》后对我热情支持寄予厚望,但是在我发表《立体交叉桥》后就开始对我摇头了。正是那时候,林斤澜大哥告诉我,从《立体交叉桥》开始,我才算写出了像样的小说,冰心则赞扬曰“既深刻又细腻”,但是他们的肯定都属于边缘话语。在那种情况下,我如果公开冰心对我的看好,会惹出“拉大旗做虎皮”的。只把她的话当作一种私享的勉励吧。

  现在时过境迁,冰心已经进入上世纪的历史。虽然如今的“80后”“90后”也还知道她,她的若干篇什还保留在中小学教材里嘛,但她已经绝非“大旗”更非“虎皮”。一个“90后”这样问过我,“冰心不就是《小橘灯》吗?”句子不通,但可以意会。有“80后”新锐作家更直截了当地评议说,冰心“文笔差”,那么,现在我可以安心地公布出,一位八十多岁的“文笔差”的老作家,认为一位那时已经四十出头的中年作家会有发展,确有其事。

  冰心给我的来信里偶尔会有抒情议论。如:“……这封信本想早写,因为那两天阴天,我什么不想做。我最恨连阴天!但今天下了雪,才知道天公是在酿雪,也就原谅他了。我这里太偏僻,了杂客,但是我要见的人也不容易来了,天下事往往如此。”(1984年11月18日信)显然,我是她想见的客人。1990年12月9日她来信:“心武:感谢你自己画的拜年片!我很好。只是很想见你。你是我的朋友中最年轻的一个,我想和你面谈。可惜我不能去你那里,我的电话……有空打电话约一个时间如何?你过年好!”如今我捧读这封信,手不禁微微发抖,心不禁丝丝苦涩。事实是,我上世纪90年代后去看望她的次数大大减少,特别是她住进医院的最后几年,我只去看望过她一次,那时坐在轮椅上的她能认出人却说不出话。那期间有一次偶然遇上吴青(冰心的女儿),她嗔怪我:“你为什么不去看望我娘呢?”当时我含糊其词。在这篇文章后面,我会做出交代。

  我去看望冰心,总愿自己一个人去,有人约我同往,我就找借口。有时去了,开始只有我一位客,没多久络绎有客来,我与其他客人略坐片刻,就告辞而退。我愿意跟冰心老人单独对谈,她似乎也很喜欢我这个比她小四十二岁的谈伴。真怀念那些美好的时光,我去了,到离开,始终只有我一个客,吴青和陈恕(冰心的女婿)稍微跟我聊几句后,就管自去忙自己的,于是,阳光斜照进来,只冰心老人,我,还有她的爱猫,沐浴在一派温馨中。

  常常跟冰心,谈到我母亲。母亲王永桃出生于1904年,比冰心小四岁。一个作家的“粉丝”(这当然是现在才流行的语汇),或者说固定的读者群,追踪阅读者,大体而言,都是其同代人,年龄在比作家小五岁或大五岁之间。1919年5月4日那天,冰心(那时学名谢婉莹)所就读的贝满女子中学,母亲所就读的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,有许多学生涌上街头,投入时代的。母亲说,那天很累,很兴奋,但人在事件中,却并未预见到,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“五四运动”。那时母亲由我爷爷抚养,爷爷是新派人物,当然子女参与社会活动。但是母亲的同学里,就有因家庭羁绊不得投入社会,而的。冰心那以后接连发表“问题小说”,其中一篇《斯人独憔悴》把因家庭羁绊而不得抒发个性投入新潮的青年人的,鲜明生动地表述出来,一大批同代人读者深受。那时候母我爷爷居住在安定门内寺胡同,母亲和同窗好友在我爷爷居所花园里讨论完《斯人独憔悴》,心旌摇曳。当时有同窗探听到冰心家在中剪子巷,离寺不远,提议前往拜访,后来终于没有去成。母亲1981年至1984年跟我住在劲松小区,听说我去海淀拜访冰心,笑道:“倘若我们那时候结伙找到剪子巷,那我就比你见到冰心要早六十几年哩!”我后来读了《斯人独憔悴》,没有一点共鸣,很惊异那样的文笔当时怎么会引出那样的阅读效果。母亲还跟我谈到那段岁月里读过的其他作家作品,她不止一次说到叶圣陶有篇《低能儿》,显然那是她青春阅读中最深刻的记忆之一。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读过叶圣陶的这篇短篇小说。一位“80后”算得上“文艺青年”,他当然知道叶圣陶,也是因为曾在语文课本里接触过,但离开了课文,他就只知道“叶圣陶那不是叶兆言他爷爷嘛”。在时光流逝中,许多作家作品就这样逐渐被淡忘。

  自从冰心知道母亲是她的热心读者以后,每次我去了,都会问起我母亲,并且回忆起她们曾共同经历过的那些时代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。我告别的时候,冰心首先让我给我母亲问好,其次才问我妻子和儿子好。回到家里,我会在饭后茶余,向母亲诉说跟冰心见面时聊到的种种。冰心赠予的签名书,母亲常常翻阅。记不得是在哪篇文章里,反正是冰心在美国写出的散文,里面抒发她的乡愁,有一句是怀念秋天的万丈沙尘。母亲说这才是至性至情之文,非经过不出的。现在人写文章,恐怕会先有个的大前提,这样的句子出不来的。冰心写这一句时应该是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,或附近的疗养院,那里从来都是湖水如镜绿树成荫。

  1983年9月17日冰心来信:“心武同志:你那封信写得太长了,简直是红豆短篇。请告诉你母亲千万别总惦着那包红豆了,也不必再买来。你忙是我意中事。怎么能责怪你呢?你也太把我看小了。现在你们全家都好吧?孩子一定又上学了?你母亲身体也可以吧?月前给你从邮局(未挂号)寄上散文集一本,不知收到否?吴青现在在英国参观,十月下旬可以回来。问候你母亲!”事情过去二十七年了,我现在读着这封信只是。红豆是怎么回事?从这信来看,应该是母亲让我把一包红豆给冰心送去,而我忙来忙去(那时候我写作正浓酽,大量时间在稿纸上爬格子码字,要么到外地参加“笔会”,那一年还去了趟法国),竟未送去,于是只好写信给冰心解释,结果写得很长,害得她看着很累,她说成短篇小说了,恐怕是很差的那种短篇小说。红豆,一种就是可以煮粥、做豆沙馅的杂粮,另一种呢,则是不能吃而寄托思念的乔木上结出的艳红的豆子,多用来表达恋的爱情,也可以推而广之用来表达友的情谊。母亲嘱我给冰心送去的,究竟是用来食补的一大包红小豆,还是用来表达一个读者对作者的生于南国的一小包纪念豆(我那一年去过海南岛,似乎带回过装在小口袋里的红豆)?除非吴青那里还存有历年人们写给冰心的,从中搜检出我那“红豆短篇”,才能大白,我自己是完全失忆了。但无论如何,冰心这封回信是一位作家和她同代读者之间牢不可破的文字缘的。

  母亲最后的岁月是在祖籍四川度过的。1988年冬,她仙逝于成都。1989年2月17日冰心来信:“心武同志:得信痛悉令慈逝世!你的心情我十分理解!尽力工作,是节哀最好的方法。《人民文学》散文专号我准备写关于散文的文字,自荐我最有感情的有篇长散文《南归》,不知你那里有没有我的《冰心文集》三卷?那是三卷305-322页上的,正是我丧母时之作。不知你看过没有?请节哀并请把你家的住址和电话告诉我。”

  1987年年初我到“舌苔事件”。1990年我被正式免去《人民文学》主编职务。我被“挂起来”,直到1996年才通知我“免挂”。冰心当然知道我陷窘境。上引1990年年底那封信,所体现出的不止是所谓老作家对晚辈作家的关怀,实际上她是怕我出事情。我那时被机构里一些有权有势的人视为异类,在发表作品、应邀出国访问等事项上屡屡受阻。他们我,我也他们,我再不出席任何他们把持的会议和活动。即使后来机构改换了班子,对我不再,我也出于惯性,不再参与任何与机构相关的事宜。我在民间开拓出一片天地。我为自己创造了一种边缘、边缘写作、边缘观察的存在方式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只能尽量避开那些把我视作异类甚至往死里整的得意人物,事先打好电话,确定冰心那边没有别人去拜望,才插空去看望她一下。冰心也很珍惜那些我们独处的时间。记得有一回她非常详尽地问到我妻子和儿子的状况,我告诉她以后,她甚表欣慰。她告诉我,只要家庭这个小空间没有乱方寸,家的相濡以沫,是让人得以度过的最强有力的支撑,有的人到头来捱不过,就是因为连这个空间也崩溃了。但是,到后来,我很难找到避开他人单独与冰心面晤的机会。我只是给她寄自绘贺卡、发表在境外的文章剪报。我把发表在《中时晚报》上的《兔儿灯》剪报寄给她,那篇文章里写到她童年时拖着兔儿灯过年的情景,她收到马上来信:“心武:你寄来的剪报收到了,里面倒没有唐突我的地方,倒是你对于自己,太颓唐了!说什么‘年过半百,风过叶落’,‘青春期已翩然远去’,又自命为‘落翎鸟’,这不像我的小朋友刘心武的话,你这些话使我这九十一岁的人感到早该盖棺了!我这一辈子比你的忧患也不知多多少!一定要挺起身来,谁都不能压倒你!你像关汉卿那样做一颗响当当的铁豆……”(1991年4月6日信)重读这封来信,我心潮起伏而无法形容那恒久的。敢问什么叫做好的文笔?在我时,多少人吝于最简单的慰词,而冰心却给我写来这样的文字!

  吴青不清楚我的情况。我跟她妈妈说的一些感到窒息的事、一些大的话她没听到。整我的人却把冰心奉为招牌,他们频繁看望,既满足他们的心,也显示他们的地位。冰心住进医院后,1995年,为表彰她在中国译介纪伯伦诗文的功绩,黎巴嫩国总统签署了授予她黎巴嫩国家级雪杉勋章的命令,黎巴嫩驻中国决定在医院病房为冰心授勋。吴青代她母亲开列了希望能出席这一隆重仪式的人员名单,把我列了进去。有关机构给我寄来通知,有那天出席该项活动的人员的完整名单,还特别注明有的是冰心本人指定的。我一看,那些整我的人,几乎全开列在名单前面。他们是相关部门头头,是负责外事活动的,出席那个活动顺理成章,当然名单里也有一些翻译界和知名作家,有的对我一直友善。我的名字列在后面显得非常突兀。我实在不愿意到那个场合跟那些整我(他们也整了另外一些人)的家伙站到一起。在自尊心及行为的性,和满足冰心老人对我的邀请这二者之间,我毅然选择了前者。我没有去。吴青后来见到我有所嗔怪,非常自然。到现在我也并不后悔自己的抉择。其实正是冰心了我,在这个里,捍卫该是多么重要!

  原载于《上海文学》2011年第1期“人生有信“专栏

  本文转自“上海文学”微信号(shanghaiwenxue),腾讯文化合作,未经授权,请勿转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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